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社会学视野下的中国营地旅游发展

2014-12-22
自十九世纪末法国社会学家孔德创立社会学以来,社会学一直致力于使用各种研究方法,通过实证调查和批判分析,用以发展完善与人类社会结构及活动有关的知识体系,并藉此去寻求解决社会问题。随着现代社会的不断发展,旅游作为一个社会现象,越来越的受到社会学研究者的关注。旅游营地,作为旅游众多类型中的一个,在我国旅游业突飞猛进发展的今天,其社会学视野下的研究就显得尤其重要。法国社会学巨擘,迪尔凯姆的社会学理论体系中,有三个重要观点,即失范、神圣和集中表现。这三个概念构成了现代旅游社会学的基础流派之一,新迪尔凯姆学说。本文将运用这三个理论概念,分别对中国旅游营地的发展进行社会学层面上的解析。

一、我国旅游者的营地旅游——现代生活的失范行为

旅游营地作为旅游者暂时性的休闲活动场所,使人们摆脱日复一日、机械乏味的固定生活模式,“逃离”主流社会的义务约束及责任重负,投入到一种去都市化的、更接近乡野自然的环境中。相对于常住地,旅游者的营地旅游行为被社会学研究者看做是一种日常生活的“失范行为”,而这种失范行为往往是旅游者对现代社会现代性“好恶交织”的集中体验。即,人们自驾车方式前往旅游营地,重新审视自己与日常生活、与现代性的关系。我国旅游营地的发展,存在着地域性差异,这和区域的社会化程度和现代化水平息息相关。同时,对旅游营地服务配套设施的要求,也是旅游者对现代性“好恶交织”的体现。一方面,旅游营地要建设在接近自然的环境中,充分满足旅游者作为现状社会“逃离者”的需求,例如太湖湖畔的太湖一号营地。另一方面,完备的现代化服务配套设施,又是旅游者在进行旅游营地体验的过程中,所不能被忽略的条件。

二、一种具备神圣仪式感的过程——营地旅游的社会减压功能

新迪尔凯姆学说把人的生活过程分为“神圣”与“世俗”两个部分,认为“世俗世界”以单调乏味为特征,具体表现为“机械的分工”与“刻板的严守准则”;而“神圣世界”则呈现出一种“充满活力”的全新景象,现为一系列的“社会仪式”,而旅游则成为社会个体生活中的一种“仪式过程”。
营地旅游,即可视为从都市到乡野的一个具备神圣仪式感的过程。换句话说,我国旅游者从常住地的日常生活状态,向旅游目的地的异环境旅游体验的转换过程,就是一种“神圣的仪式历程”。这种仪式历程,对于生活在高速发展的都市人群,尤其显得重要。我国经济的高速发展,带来了诸多社会问题,如社会压力的增大,人群焦虑的加剧等。我国把旅游产业定位为战略性支柱产业,不仅是看到旅游业对国民经济的带动作用,同时旅游也能作为一种社会减压阀,满足人们更丰富的精神需求,弥合消解社会矛盾。
营地旅游,通过亲近自然的环境、鲜明的文化符号、完备的服务配套,加深旅游者过程体验的印象,延长体验的过程,从而使旅游更具“仪式感”,使“仪式过程”更加“神圣”。这种过程,由于拥有更长的游憩时间、更自由化的旅游方式、更有针对性的人群,因此,能更好地实现社会减压阀功能。

三、营地旅游符号的聚集——营地旅游的系统性构建

在新迪尔凯姆学说中,“集中表现”可以理解为景观系统的集中表现和旅游者的集中表现。以吉林省旅游营地系统为例:首先,将不同自然环境和文化底蕴的景区、景点和营地,通过游览路线,形成一系列相互关联的“景观符号系统”,进而引导形成旅游者的“聚集”;其次,通过对具有吉林特色的旅游营地功能系统划分(过路型、基地型、度假型三个营地系统),实现了对旅游者的分类“聚集”;第三,这些系统性集中表现,通常可以被放大为整个吉林省旅游符号的集中表现,成为独具吉林特色的旅游营地系统。
中国的营地旅游,是在国民经济不断提高、人们的闲暇时间增多的前提下,受到西方发达国家营地旅游发展的影响,从而开始兴起并发展的,某种程度上,这是一个必然结果。在社会学视野下,营地旅游的“失范”、“神圣”和“集中表现”,都是基于人的社会属性及人的旅游动机所展开的讨论。随着我国营地旅游的不断发展和完善,作为亚文化的营地文化、公路文化出现,也将是社会学所研究的对象,它们都从侧面反映出当代的社会风貌与国民追求,中国旅游营地的发展,也将会在本土化的路上,走得更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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