党的十九大是我党历史上一次具有重要战略意义的重要会议，会议的一项重要成果便是将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写入党章，与马克思列宁主义、毛泽东思想、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重要思想、科学发展观，共列为党的指导思想和行动指南。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实际相结合的创新成果，是当代马克思主义的最科学阐述，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理论体系中承前启后的伟大理论贡献，是今后较长时期党的政治纲领和各族人民的行动指南，对于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中国梦是十分重要的思想武器。新的思想，闪烁着全党智慧的结晶，必然有丰富的创新理论支撑和科学严谨的思想体系；新的思想，必然提出解决中国现实和未来的宏观性、战略性、全局性、前瞻性的重大问题的总体战略，而“乡村振兴战略”正是其中十分重要的内容。

一、 从历史坐标看“乡村振兴”

“振兴”与“衰落”是一对反义词。提出“振兴”必然是有“衰落”的出现为前提的。人类文明史上，乡村的“兴”和“衰”是一对矛盾的两个方面，有兴则有衰，“衰”与“兴”有时又是互为转化的。城市化和工业化是乡村衰落的直接动因，这也是一把双刃剑，有利有弊，如何吸取和借鉴人类文明史上的经验教训，使城乡发展能够优势互补、互为促进，这是值得我们思考的。

从中国历史来看，中国乡村社会的“兴”与“衰”，基本可以这样界定，中国乡土社会的兴盛应为“唐宋时期”。唐宋时期，中国封建社会进入黄金时代，以乡村农民自给自足自然经济为特征的经济生活稳定富足；以血缘纽带为基础的乡绅治理结构日趋完善；以孔孟之道和程朱理学为核心价值的社会思想深入人心。这就从经济、政治、文化三个方面概括了中国乡土社会在这一时期达到了鼎盛时期。而中国乡土社会的“衰落”则是在元明清时期。元朝统治者用游牧军事统治方式来治理被征服的农耕社会的极不协调，导致中国传统乡土社会遭到前所未有的摧残；明朝的专制集权，窒息了中国乡土社会复苏的生命活力；清朝的黑暗统治，彻底使中国乡土社会走向衰落。特别是1840年鸦片战争之后，列强入侵，在封建主义和帝国主义双重压迫下，进一步加剧了中国乡土社会衰落的步伐。诚如鲁迅在《故乡》里所描写的：“……苍黄的天底下，远近横着几个萧索的荒村，没有一些活气。 ”这正是中国近代乡村衰落景象的真实写照。

从人类文明史上来看，乡村衰落是一个世界性的问题，是城市化和工业化驱动的必然结果。乡村衰落主要有“英国羊吃人式”和“拉美超前城市化式”两种形式。英国工业革命，推动了人类文明的巨大进步，也带来了英国自身的高速发展，但同时却是以牺牲广大农民利息为代价的。英国在17世纪进入了世界第一强国之列，成为“日不落帝国”，殖民地的迅猛扩大，使英国的羊毛生产和纺织品生产获得了巨大市场空间，殖民统治者为满足新市场需要而强迫广大农民破产，农田变成牧场，农民被迫转化为工人。这便是被史学家们称为“羊吃人”的英国工业发展之路，同时也是英国农村衰落的根本动因。拉丁美洲式的乡村衰落——过度城市化和超前城市化方式。拉丁美洲国家独立后城市化速度明显超过工业化速度，甚至有的国家还走上了无工业化的城市化之路。政府放弃了乡村建设，农民自己也抛弃了乡村家园，大量农民涌入城市，导致城市人口过度增长，城市建设步伐滞后于人口增长速度，不能为居民提供充分就业机会和必要生活条件，使得农村人口迁移到城市之后，没有实现相应的实质性转换，带来严重的“城市病”。除殖民时代建筑的城市中心区域为富人所拥有外，大量贫民则居住在城市周边的“贫民窟”。这些贫民窟成了脏乱差和“犯罪”的代名词。政府和农民自己都抛弃了乡村，致使乡村严重衰落破败。

20世纪90年代以来，中国农村经历一场激烈的变化，尤其是西部地区，乡村衰落是一个不争的客观事实。我们说改革开放使我们获得了巨大的物质财富，创造了人间奇迹，同时也改变了中国的社会结构和自然风貌。2.6亿农民工进城，使城乡人口流动带来了许多变化，青壮年劳动力向城市建设市场的转稳，改变着中国社会结构，由是空巢村、老人村、留守儿童村和贫困村……已成为当下中国（尤其是西部）广大农村不争的客观事实，留给人们的不是乡愁而是实实在在的“乡衰”。据住建部《全国村庄调查报告》数据显示：1978-2012年，中国行政村总数从69万个减少到58.8万个，自然村总数从1984年的420万个减少到2012年的267个，年均减少5.5万个。

近年来，国家提出了供给侧改革，对国家经济发展的顶层策略进行了一场深刻变革。乡村振兴再次成为了社会各界关注的焦点。此时的乡村振兴已经与这个国家的命运产生了深刻连接，乡村成为了中国经济转型升级的一个主要战场。在新语境下,党的十九大报告赋予了“乡村振兴”新的内涵。

十九大报告把“乡村振兴战略”与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区域协调发展战略、可持续发展战略、军民融合发展战略并列为党和国家未来发展的“七大战略”，足见对其的高度重视。作为国家战略，它是关系全局性、长远性、前瞻性的国家总布局，它是国家发展的核心和关键问题。乡村振兴正是关系到我国是否能从根本上解决城乡差别、乡村发展不平衡、不充分的问题，也关系到中国整体发展是否均衡，是否能实现城乡统筹、农业一体的可持续发展的问题。为此十九大报告中对于乡村振兴战略提出了明确的发展思路、目标任务和具体措施。

二、从现实坐标看“乡村振兴战略”的基本路径

1、从生产生态出发，为乡村振兴打下产业根基

乡村的发展必然要有兴旺发达的产业支撑，只有在乡村实现因地制宜、突出特点、发挥优势，形成既有市场竞争力又能可持续发展的现代农业产业体系，乡村才能有活力，经济才能大发展；要在乡村振兴战略实施过程中，充分科学合理利用自然山水资源，有效保护生态环境，祛除乡村生活陋习，治理美化乡村生活环境，真正使乡村成为山清水秀、天高云淡、风景如画的充满希望的田野和生态宜居的美丽乡村；要弘扬乡土气息的优秀传统文化,树立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新风尚，使整个乡村社会更加互助发展，乡邻和睦，乡风文明。

2、从乡村治理出发，为乡村振兴提供社会基础

乡村治理是社会治理的最基础，要坚持法治、德治、村民自治相结合的治理结构，让村民牢固树立法治意识，做遵纪守法的好公民，要弘扬和传承优良的传统道德观，把尊老爱幼、济贫扶弱、维护公益作为道德标准去衡量。每一个村民的言行举止，要把乡规民约、村民自治整合起来，在保障宪法和法律实施的基础上，把乡村治理结构中的切合当地实际的村民自治与法治、德治结合起来，形成治理有序的规范体系。只有有效提高人民生活水平，实现人民对美好生活的向往，让每个人有尊严的生活在我们社会主义国家大家庭里，这才是实施乡村振兴的出发点和归宿。

3、从制度机制出发，为乡村振兴提供持续动力

为了有效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在制度和体制机制上切实保证政策的延续性，真正保障广大村民的利益。十九大报告对农村基本经营制度进行了明确规定。报告指出：巩固和完善农村基本经营制度，深化农村土地承包关系稳定并长久不变，第二轮土地承包到期后再延长三十年。 我们一般界定土地承包制第一轮大致以1978年开始到1998年结束，第二轮为1998——2028年，到期后再延长30年，那就是2058年，到那时中国可预见地是已进入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的历史阶段。这项改革政策规定让农民吃了定心丸，能够真正成为土地的主人，从而解除政策多变的后顾之忧。同时在体制机制上创新，强调深化农村集体产权制度改革，保障农民财产权益，壮大集体经济，以增强农村党的建设的实力与活力。在生产方式上强调构建现代农业产业体系、生产体系、经营体系，完善农业支持保护制度，发展多种形式适度规模经营、培育新型农业经营主体，健全农业社会化服务体系，实现小农户和现代农业发展有机衔接，进而促进农村一二三产业融合发展，支持和鼓励农民就业创业，拓宽增收渠道，从根本上将传统农业纳入现代农业的体系之中，变自给自足的小农业向市场化商品化的大农业转化。

4、从人才队伍出发，为乡村振兴提供活水源泉

为了切实保障乡村振兴战略的顺利实施，报告特别强调了要培育和造就一批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懂农业就是要在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背景下，深刻理解和把握现代农业的发展规律，真正理解和有效发挥市场在资源配置中的决定作用，敢为农业发展的开路先锋而不是教条主义、形式主义、空想主义和保守主义的代言人，到农村瞎指挥、乱决策、祸害农民。爱农村，就是要让我们广大涉农机构和基层干部，真正从思想上、行动上去关注农村，深刻认识中国本质是一个农业大国，认识农业兴则国家稳，农业旺则国家强的道理，把农业这个国民经济的基础打牢，是相关涉农机关工作人员的基本职责，增强事业心和责任心。爱农民，就是要求我们各级领导干部和广大农村基层干部，要真正培育对农民兄长的浓浓情感，要真心实意地关心关爱农民的生产生活，要发自内心地尊重农民，拜农民为师。只有建立起这样一支懂农业、爱农村、爱农民的“三农”工作队伍，党和国家制定的“乡村振兴战略”才可能得到有效实施，才能达到和实现“产业兴旺、生态宜居、乡风文明、治理有效、生活富裕”的总要求。